A11：专刊
2025年除夕，重庆。两江交汇处，春晚分会场的舞台灯火通明。70条鲤鱼灯在夜空中翻腾，鼓点落下，鱼群聚拢又散开，像是从江水里跃出来的。
69岁的何定模站在台侧，盯着那些鱼灯在演员手中起伏。钢丝骨架纹丝不动，覆膜金布在灯光下泛着细碎的珠光。他数着节拍，直到最后一个动作收束，才松开攥紧的手。
为了这一刻，他等了二十年。2005年，镇上经营鲤鱼灯舞演出的小公司解散，原先的舞灯队伍也随之散伙。政府临时通知有演出，何定模打了十几个电话，只凑到五六个人。就是从那一天起，他知道，再不做点什么，这条游了1200多年的“鱼”，怕是要搁浅了。
彼时，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万古镇政府面前：这门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到底还值不值得保？如果要保，怎么保？一场民间与政府的合力破题，就此展开。
破题一：灯能不能做出来？
万古鲤鱼灯舞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宝顶山石刻香火最盛时，百姓手持纱灯朝山进香，不知从何时起，纱灯扎成了鲤鱼形状。到了清代，“鲤鱼跃龙门”已是当地庙会上的保留剧目，逢年过节、寿宴婚嫁，万古人都要舞一回。
何定模就是那些舞灯的万古人之一。他在供销社上班，和镇上很多人一样，爱看鲤鱼灯，爱舞鲤鱼灯。2005年舞灯队伍散伙后，因为人熟，政府有民俗演出总叫他来张罗。一来二去，他成了“活动联络人”。后来，他决定自己拉队伍，成立鲤鱼灯舞民间艺术团。没有钱，入团的人每人交100块钱。没有场地，排练去镇政府借院子。50多个人凑起来了，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本地人，但在这支新拉起来的队伍里，能从头到尾做出一条完整鱼灯的，一个都没有。
这是改革面对的第一道坎：工艺在断代。何定模只能自己上手。他拆开老师傅的旧灯，一点一点试。竹篾太娇气，演出磕碰就断。一次演出要20条鱼灯，他备了25条，彩排第一天坏了6条，蹲在后台用胶布缠竹篾，缠得满手血印子。他想到用钢丝，几个老师傅直摇头。何定模没听。细钢丝做主支撑，编织带加固，外面照糊绸布，摔都摔不坏。老式鱼头扁平，嘴巴短小，像泥鳅。他花了11年改了三版，专门去河边看活鲤鱼，回来对着灯改，直到鱼头翘起、嘴唇加厚、腮部鼓出。金粉手绘换成覆膜金布，广告颜料换成防水固色的快色素。这些改动彻底改变了鱼灯的活法：以前得小心供着，现在能舞进风雨里。
民间的破题紧锣密鼓，政府的破题也在同步推进。早在1999年，万古镇就启动了鲤鱼灯舞的首次非遗申报，2003年成功入选重庆市市级非遗，2008年大足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头之外，真金白银的投入更实在：镇里投200万元建起保护传习所，集道具制作、展示体验、传承研学于一体，后来成为重庆市首批市级非遗传习所；又投2000万元建起70亩的鲤鱼灯舞文化体育公园，既做排练场，也向市民开放。万国路沿线上了大幅景观喷绘，三元村的“美丽乡村”改造嵌入了鱼灯元素。政府还在区级层面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帮团队申报了4项国家专利、4枚注册商标，把制作工艺和表演动作的规范固定下来。
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阵地建起来了，人却接不上。一条鲤鱼灯，200多道工序，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何定模一个人能从头做到尾。直到2022年，转机出现了。
那年，李云芬在万古镇看了一场鱼灯表演，跑来说要学。何定模起初没当回事——这些年说要学的人多了，没一个坚持下来。但李云芬不一样。她上世纪90年代在广东一家外资制品厂做打版师，老板画的图纸只有大概图样，没有尺寸比例。哪里加减、弯曲度多少，全靠自己一遍遍试到合格。几年下来，她练成了一个本事：拿到模糊的方向，做出精准的成品。
她把这种本事带到了鱼灯上。传统鱼灯有一种绿，舞台灯光下很艳，自然光下却沉闷老旧。李云芬不满意，开始自己一遍遍试。“每次都会有新发现，最后终究会做出完美的成品。”她调出的新配色，舞台上光彩不减，日光下也明亮生动。何定模把配色这一关交给她，不再插手。“她来了，我觉得后继有人了。”
与此同时，政府推动的校园传承也在铺开。大足三小、万古中学等6所学校将鲤鱼灯舞纳入体育课程，培育了3个教学团队、200余名学生传承人。大足三小组建了两支学生表演队，万古镇中心幼儿园的“群鲤戏园”获评重庆市“非遗进校园”优秀案例。政府每年的非遗专项资金，相当一部分投向了这些校园项目，试图从娃娃抓起，破解传承断层的难题。
破题二：故事能不能讲好？
灯做出来了。但怎么演，是改革的第二道坎。
传统的舞法有动作没剧目，音乐是川剧锣鼓老调子，年轻人不买账。表演者平均年龄超过60岁，一位老艺人私下说：“不敢安排高强度演出，摔一跤就骨折了。”台上台下，在一起老去。
何定模开始破这个题。他把自己几十年舞灯的经验提炼成一套“四到”心法：眼到、手到、脚到、心到。眼盯鱼灯保安全，手腕发力摆鱼身，弓箭步马步台步是基础，心神要沉浸模拟游鱼。这套心法让口传心授第一次有了标准化的教学体系。在政府推动下，团队后来申报了八大标准表演动作专利。
但何定模知道还不够。他要给鱼灯“讲故事”。这一步，政府搭了关键的一座桥。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经大足区政府和文旅部门长达数月的协调争取，万古鲤鱼灯从众多非遗项目中脱颖而出，拿到了进京展演的入场券。70条鱼灯登台，全部由本地年轻人出演，何定模带队在北京封闭排练了一个月。那次进京让他看到了专业编导和舞台调度能带来什么。回来后，区文化馆主动介入，牵线重庆舞蹈学院，开始做一件更大的事。
他们编排了沉浸式舞蹈剧场《守·鲤》，展现传承人的情脉与时代困境。2023年，区文化馆又联合重庆舞蹈学院创编了《手鱼》，何定模负责传授基础动作，专业编导负责故事线和舞台调度，剧目有了完整的起承转合。后来又有《鲤鱼跃龙门》，用现代编舞讲古老传说。音乐也在变：川剧锣鼓“三起三落”的老程式还在，但融进了电子节拍，创作出《鲤鱼夺宝》《鲤鱼闹春》等新作品。
更大的舞台随之而来。2025年，春晚首次在重庆设立分会场，从区文旅委到镇文化站，层层对接了大半年，万古鲤鱼灯终于在两江交汇的山水实景中亮相。随后又登上元宵晚会，《非遗里的中国》《艺览天下》《记住乡愁》等栏目接连找来。在政府推动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框架下，“成渝地·巴蜀情”文化交流成了固定平台，万古鲤鱼灯与中敖火龙联袂登台——一柔一刚，一鱼一龙，被业内称为“双非遗”融合的典范。从大理舞蹈季到景德镇庙会，从海南欢乐节到贵州“村超”，团队三年跨区域展演超过50场。
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靠传承人的标准化提炼、政府的平台搭建和专业编导的合力介入，闯出了新路。
破题三：路能不能走宽？
手艺有了，剧目新了。但最根本的改革难题，是市场。
何欣雨第一次登台是2024年春天，宝顶架香庙会。她是何定模的孙女，2023年暑假被爷爷拉去传习所帮忙，一上手就放不下了。“鲤鱼灯放在那里不起眼，是死物，演起来瞬间就变活了。”
然而这个21岁的姑娘心里清楚，光靠登台演出，这门手艺走不远。更大的问题是，团队没有对公账户，开不了发票，外地单位想采购或邀演，一听不能公对公就算了。何定模也急：“铜梁龙的产业已经成熟了，有门店有稳定收入，我们太单薄。”
“应该走文创的路。”何欣雨有自己的判断，“把鲤鱼灯做小，让更多人可以把玩，发展周边产品。受到更多人喜欢，才能做大做强。”
她的想法，与大足区正在推动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2024年，在万古镇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团队迈出关键一步：民间艺术团升级为文化传媒公司，拿到对公账户和开票资质，彻底打通了市场化运营的通道。有了公司化平台，镇里协助建起道具制作基地和非遗工坊，带动10余户农户参与，20多款文创产品陆续面世：鱼灯造型的工艺品、文具、数字藏品。30厘米和40厘米的迷你鱼灯，卖得最好。早在2016年何定模就做过的缩小版鱼灯，如今有了市场化的销路。
研学也起来了。在区文旅委和旅行社的系统对接下，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高校的团队来了40多批，学子们在传习所里学做简易鱼头鱼尾，舞一段基础动作。“非遗+旅游”线路带动大足非遗主题旅游人次增长25%。
商业演出也有了起色。团队年均策划演出80场，加上道具销售和研学收费，全年有了稳定收入。近两年新增30名学徒，平均年龄37岁。常驻演员50人，超百人舞灯队伍，4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9名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老中青”三代谱系，终于搭起来了。
尾声
何定模现在最常待的地方还是传习所。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1957年，周树人老匠人和周恩来、朱德的合影，已经泛黄。一张是2019年天安门演出，70条金黄鱼灯在广场翻腾。
但何定模知道还没完。传习所每年有一两万学生来体验，真正留下来的极少。“大多数孩子就是来玩两天，做个简易鱼头鱼尾就走了。”他把希望寄托在李云芬这样的中年人，也寄托在何欣雨这样的年轻人身上。中年人沉得住气，年轻人有新的眼光。
政府的布局也在继续。2025年，万古鲤鱼灯舞被写入大足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为第六批国家级非遗首选培育对象。这意味着政策和资金的通道将进一步打开，从区级到市级乃至国家层面的支持，将为这项千年技艺注入新的动力。
天色暗下来，传习所亮起灯。架子上几十条鱼灯静静悬着，金红色的鱼鳞一闪一闪，像浮在水面上，等着下一刻摆尾游开。
大足融媒全媒体记者 余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