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6：文化
□ 刘晓白
大足城北龙岗山，无愧为风水灵山。登上半山的“望城亭”，可以尽眺棠城无限风光。步入山腰的“新月湾”，可以一览天下胜迹——世界文化遗产北山石刻惊世真容。攀援峭壁陡坎，可以寻觅唐代龙岗古寨千年迷迹。辛亥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饶国梁大将军纪念碑、龙学泰斗杨明照的墓茔，屹立在山峰南腰的樟树林。与饶大将军纪念碑背向的北面山肩坡地上，有座条石围砌的坟茔，青松黄土与它为伴，巍峨多宝塔与它相望。身傍幽静的石刻长廊，俨然守护这片净土的忠诚卫士。
一块简洁墓碑，记载着墓主人姓名：“陈习删先生之墓（一八九三至一九六三），大足县文物保管所立，公元一九九零年三月四日。”
一位古稀老人，何以去世近三十年才迁葬于斯？带着探寻的一大串问号，我步入那历史尘封的岁月……
1893年夏历冬月26日，大足季家乡钟家沟陈益斋先生又喜添贵子。这孩子长得胖壮结实，出生十分顺畅。这对于寒冬时节分娩的母亲来说，无疑是减轻了许多劳苦。故而父亲给孩子取名曰孝恩，字习删。
陈益斋得宿儒指授，通音韵训诂，是乡里颇有名声的塾师。他十分重视习删兄弟的教育。严格的训练，大量的阅读、抄写古典经籍，不但练出了习删一手好书法，一手好文章，也培养了他对古代文化的浓厚兴趣。
习删的母亲贤慈且信佛。常去钟家沟就近的妙高寺、大佛寺、佛会寺上香，有时也带习删前往。不懂佛事的习删却对那些石刻佛像，爱不释目。故乡的文化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一个动乱的时代。陈习删长兄陈炳光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对少年习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年方十八的习删正在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耳闻黄花岗大足同乡饶国梁烈士的英勇事迹，又目睹了保路同志军进城，清知县垮台，大足独立的一幕幕历史活剧，深受熏陶。1916年，习删在县立珠溪高等小学任教时，因痛恨袁世凯复辟帝制，起而响应蔡锷领导的护国军起义，与炳光兄一起，奔走于大足、荣昌两县，因联络起义不成而愤然离校。面对山河破碎，生民涂炭的黑暗现实，他多想用自己的热情和学识为国家富强出力啊！
其后，习删随兄出仕，先后任过新都县、广汉县县长，成都市政府秘书等职务。虽长期周旋于政界，其志却不在为官而在治学。他嗜书成癖，惜书如金，藏书颇丰。夏必翻晒，晒必竟日守护，逐册翻检、修补，整理入柜。他勤学好问，喜欢结交教育界人士和文人墨客。在新都任上，主修了《新都县志》。
仕途辗转，广闻博见，几十年的学习磨砺，使他成为一位博通经史，艺术修养深厚的学者。
他擅长书法，运笔挥写，苍劲有力。中楷最佳，常替人书写对联、诗词。
且精悉中医医理，其谈医论理，足以使名医心服。还对古建技艺颇有兴趣，曾几次参与建修工程。
1942年，大足县临时参议会成立，陈习删出任议长。又受县长之聘担任了县志总纂。
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日子。经习删提议，修志委员会选聘了10多名纂修、绘图、校对人员。习删与全体修志人员，都是志愿者和义工。大家深感抗战以来，民力匮竭，不愿动支公费，除县府拨国币五千元，购备稿纸外，一切笔墨费用，全由自备，每天早饭后齐聚修志办公室，至晚始归，历时一年多，修成《民国重修大足县志》，总纂陈习删功不可没。
在撰修县志的过程中，遍布家乡的石刻艺术，引起他深情的回忆与思索：童年随母亲上庙时他望而不舍的佛像，少年放牛割草时在石窟避雨的情景，成年在北山、在宝顶、在嘉州、在峨眉等处见到的石刻造像，在各典籍中读到的有关资料，都在记忆中一 一涌现。在阅历的仓库中翻检，在学识的慧眼中识别，在理性的王国里比较。他惊奇地发现，大足石刻竟是如此璀璨独特，只可惜湮没在岁月和荒野中，无人知晓。他被自己的发现激动得坐立不安，夜难成眠。五十余年的奔波，追求，仕途中的升迁荣辱，都如过眼云烟，并没有激起他的太大的脑海波澜。国家的贫弱，民众的疾苦，常使他有一种负疚之情。夜阑人静，他常为自己不能报效桑梓而不安。故乡石刻艺术的辉光，点亮了他心中的航标，他突然明白了，发现大足石刻艺术珍宝，宣传它、保护它，把它奉献给中国、分享给世界，这正是自己报效故乡应尽的责任！这才是值得用自己后半生去奉献的事业啊！
过去的生命并没有虚度，五十年的积累，既是发现大足石刻价值的铺垫，也是研究大足石刻的储备。他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年轻了三十岁，又恢复了当年反袁斗争时期那股青春的活力……
于是，他把热情倾注到对大足石刻的考察中，他特别注意到了当时湮没于杂树荒草间的北山、宝顶山石刻造像。他在县志中写成《山脉》一章，详述了大足石刻古迹。这是大足建县将近一千二百年来，继清代张澍之后，最详细地将大足石刻写进县志的最明智的举措。他因此无愧为全面研究大足石刻第一人。
令陈习删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举措竟像在历史的黑夜中点燃的一支火炬，将掩埋尘埃近千年的一颗稀世艺术明珠照亮映入世界的视域，80多年前的这一辉光，至今在大足石刻研究史浩繁的研究文卷中都鲜亮如初。
1944年，时值抗日战争非常时期，重庆作为“陪都”，中国学术界的大量学者云集在都郊北碚。《民国重修大足县志》送至北碚中国学典馆北泉分馆印刷所排印，引起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的高度注意。故宫博物馆馆长马衡，历史学家顾颉刚闻讯也有同感。欣喜之余，杨家骆决定组织一次大足石刻考察活动，随即致函时为大足县参议会议长的陈习删。习删获悉后，兴奋、激动非常。对抗战时期聚居重庆的这批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他钦佩仰慕，而自己的学术见解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和探讨的兴趣，则使他预感到，故乡的石刻瑰宝走出深山，弘扬于世的日子就要到来了。他用欣喜点燃了县长郭鸿厚的热情，于是，参议会与县政府联合派专人带着请柬前往北泉……
1945年春末夏初，杨家骆邀马衡、顾颉刚等15名各类专家组成的考察团启动了大足石刻“乙酉考”之行。考察团由北碚乘船到合川，再经铜梁乘人力车和滑竿，辗转历时3天才到大足。
为迎接考察团的到来，为考察提供资料，陈习删写成《大足石刻概论》。考察团在大足期间，陈习删始终伴随。当时交通极不方便，年长的学者都只有乘坐滑竿登山越岭。陈习删一路招呼力夫注意安全、安排后勤服务、亲为导游解说，认真聆听交流。考察团编辑吴显齐在《考察团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叙“习删先生任大足县志总纂，博闻地方掌故，得其相助甚多……地方官民对学术工作之重视，此实为本团成功之主要因素。”
考察团一行人在大足北山，宝顶山考察历时七天，除去每天的接待应酬、交流花去不少时间外，他们的工作时间不长却效率惊人。据考察团日记披露考察成果有：记录影片一部，照片二百帧、部位图两种（宝顶、北山石窟摩岩布局摹绘长卷）、摹绘二百幅、拓片一百通、石刻目录两种，还完成了石窟的造像编号。
七天的实地勘察，这个中国第一流的学术团队，在中国文化史的星座上，给大足石刻标明了坐标：“无论在中国文化史上，或在艺术史上，都可以和云冈、龙门比美。”这一权威的结论，不但使县人喜出望外，就是习删也是始料未及的。他激动了，飘然了。手握杨家骆先生起草的石窟保护计划，回忆考察结束之际，各位专家在县举行的报告会上激情称赞大足石刻特别价值的话语，回想离别之际杨家骆先生执手惜别时的嘱托，他更感到了肩负责任的分量。
这次考察是大足石刻保护、研究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但初步确认了大足石刻的重要价值，而且，随后的展览和宣传是第一次极有影响地向中国和世界展示了大足石刻的风采。与考察团共事的这一段经历，也是陈习删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他在生命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为大足石刻的立世，贡献全部的余力。
1946年辞去参议会职务后，更是专心治学。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已是腐朽飘摇。为躲避竞选国大代表的“选灾”，陈习删曾一度去安岳居住了一段时日。顺便考察了安岳石刻。政局每况愈下，国民政府已出现气数将尽的败像。眼见靠政府实施保护石刻的计划终成泡影，每当忆及家骆先生临别嘱托，他就忧愤难平。加之肺病复发，年近花甲，身体渐渐衰弱下去。他常常拄着手杖，眺望龙岗山顶的白塔，久久伫立。那壮志难酬，悲愤凄凉的眼神，足以使北山的观音也潸然泪下。
病势久不见好，49年春寒，因寒气浸肺，病况加重了，咳血不止，几度昏迷过去。家人、亲友都十分焦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