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副刊·龙水湖
□ 杨中秀
青灰色的崖壁在时光里依然沉默伫立，但大足石刻早已不是冰冷的石像与斑驳的碑刻，它是刻在石头上的唐宋长卷，是藏在山坳里的东方信仰。而让这份沉寂千年的壮美，一步步走出深山、走向学界、走向世界的，是两段鲜为人知却意义非凡的往事。一段是1940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匆匆足迹，另一段，则是1945年大足石刻考察团的郑重探寻。两段行程，相隔五年，一隐一显，一探一扬，共同为大足石刻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让沉睡的石崖，终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发出了穿越时空的回响。
崖壁初相逢：
营造学社的隐秘足迹
故事的起点，要回到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彼时山河动荡，烽烟四起，大批文人学者、学术机构被迫西迁，在艰难困苦中坚守着文化根脉。中国营造学社，便是其中最耀眼的一支。这是一群以守护中国古建筑为使命的学人，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他们背着行囊，踏遍山河，在荒烟蔓草间寻找即将湮没的历史遗存。1939年秋，他们开启了筹划已久的川康古建筑调查，从秋到冬，历时近半年，穿行于四川、西康三十余县，只为在乱世之中，为华夏文明留存一份珍贵的印记。
1940年1月，寒意正浓，考察团抵达潼南。偶然间，他们听闻大足境内有宝鼎寺唐代千手观音造像，有连绵不绝的摩崖石刻，还有栩栩如生的石牛浮雕。那些只言片语的描述，像一束光，吸引着这群执着的探寻者。他们当即决定，绕道大足，去揭开这片石崖的秘密。没有人知道，这次临时决定的绕行，会成为大足石刻发现史上重要的一笔；更没有人想到，这份险些被岁月掩埋的记录，会在数十年后，重新浮出水面，成为一段珍贵的历史注脚。
1月18日，营造学社的成员们踏上了大足的土地。第一站，便是北山佛湾。当他们沿着崖壁前行，眼前的景象足以让每一个人心潮澎湃：数百龛造像依山而凿，连绵半公里，石像或坐或立，或慈悲或威严，唐代的古朴、宋代的精致，在崖壁上层层铺展。最古老的造像，可追溯至唐乾宁三年，跨越近三百年时光；而宋代造像，占据了绝大多数，规模之宏大，在当时国内已知的宋代造像中，堪称之最。刘敦桢在日记里认真记录下眼前所见，一字一句，都饱含着初见的震撼。
在众多龛窟中，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相，让成员们驻足良久。这龛唐代造像，宽约两公尺，高近三公尺，是四川境内同类题材中最为宏大的作品。造像下层是浮雕的城堡楼橹，上层雕有亭台楼阁，其间点缀着人物与乐队，构图壮丽，气韵生动。更让他们惊喜的是，整龛造像的布局，与敦煌壁画同出一系。在偏远的川东大足，能见到与敦煌艺术遥相呼应的珍品，无疑是意外之喜，这份可贵，足以让所有奔波都变得值得。
而第136号转轮经藏窟，更是石窟中别开生面的杰作。窟中央雕有八角形台座，每一角都立着石柱，柱上留有榫眼，众人仔细辨识，断定这是转轮藏的遗迹。蟠龙缠绕，小塔浮雕，精巧绝伦，这也是目前史料中，最早将这座窟中心柱认定为转轮藏的记录。不远处的多宝塔，同样吸引着他们的目光。塔直接建在岩石之上，稳固异常，塔心柱内的梯级设计，与河北定县料敌塔手法如出一辙。从唐代始建，到南宋重建，再到明清修缮，这座塔承载着数朝的工艺，一砖一石，都是历史的语言。
次日，他们又走访了报恩寺、东禅寺、南禅寺、玉皇阁，也就是如今的南山石刻，一路探寻，一路记录。1月20日，他们来到宝顶山。大佛湾呈冂形，崖壁上石窟密布，造像万千。释迦牟尼涅槃像体量伟巨，气势恢宏，堪称国内首选；千手观音、孔雀明王、牧牛图……每一处造像，都展现着古人超凡的技艺。尽管部分明代造像在他们看来略显粗犷，但那尊卧佛的庄严、圆觉洞的精巧，依旧让人心生敬畏。
短短三天，足迹踏遍北山与宝顶山。他们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过多的宣扬，只是以学者的严谨，默默观察、测量、记录，将大足石刻的模样，定格在文字与图纸之中。随后，他们便匆匆离去，继续奔赴下一处考察地。这次调查，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长期以来，在大足石刻的发现史上，也极少被提及。直到二十一世纪，随着史料逐渐披露，这段尘封的往事，才终于被世人知晓。
而营造学社与大足石刻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1947年，梁思成远赴美国讲学。在六十多位研究远东文化的国际专家面前，他专门做了一场关于大足石刻的演讲。这是大足石刻第一次以专题的形式，亮相国际学术舞台。梁思成，也成为了第一位向世界介绍大足石刻的中国学者。当他讲述着川东深山里的石刻奇观，讲述着那些精美绝伦的造像与建筑艺术，远在大洋彼岸的学者们，为之惊叹。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梁思成个人的认可，更是对大足石刻、对中国古代艺术的高度肯定。
石破天惊时：
考察团的高调正名
营造学社的调查，像一次低调的初探，为大足石刻的学术价值埋下伏笔，而五年之后，1945年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正名，让大足石刻真正站在了学界的聚光灯下。
1944年冬，《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完成编纂，送往重庆北碚的中国学典馆印刷。馆长杨家骆翻阅县志，当看到其中关于石刻的记载时，瞬间被深深震撼。他断言，大足石刻的价值，足以与云冈、龙门鼎足而立，只可惜长期无人知晓，实在可惜。他当即联系县志主纂陈习删，商议组织考察团，实地探寻这份藏在深山的瑰宝。
1945年4月25日，一支阵容豪华的考察团，从北碚启程。马衡、顾颉刚、何遂、傅振伦……十五位国内顶尖的专家学者，怀着对文化的敬畏，奔赴大足。这不是一次随意的游览，而是一次专业、系统、严谨的学术考察。众人分工明确：马衡、杨家骆等人鉴定时代、拟定窟名；顾颉刚等人搜集碑记文字；冯四知负责拍摄珍贵照片；还有学者专门摩绘像饰、捶拓碑刻，每一项工作，都细致入微。
4月28日，考察团正式走进石刻群。北山的唐宋遗韵，宝顶山的宏大完整，让见多识广的学者们叹为观止。他们为石窟编号、测量位置、临摹图案、考证文字，一字一图，一碑一石，都不肯放过。在他们眼中，北山石刻虽晚于云冈、龙门，却在历史延续性上价值无匹。韦君靖像与碑刻，弥补了史料的空缺；观无量寿佛经变相精致绝伦；转轮经藏窟妙丽庄严，除敦煌壁画外，无人能及；多宝塔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巨制。
而宝顶山石刻，更是让他们为之倾倒。这是南宋僧人赵智凤耗费数十年心血，一手经营的密宗道场，规模宏大，系统完整，在中国独一无二。千手观音真正有千只手，从一体伸出，每只手中持有器物，金碧辉煌，令人目眩神迷，仰望之时，仿佛那些手臂都在轻轻摇动，堪称鬼斧神工。释迦涅槃像气势雄伟，大方便报恩经、地狱变相、牧牛图……每一组造像，都有故事，都有信仰，都有艺术的巅峰造诣。牧牛图中，十头牛、十个牧童，姿态各异，生动可爱，配上宋代的题诗，是别处难寻的珍品。
此次考察，历时七天，成果丰硕。他们拍摄照片两百余帧，摩绘两百余幅，拓碑一百余通，还在当地学校演讲，普及石刻文化。《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刊跟踪报道，让大足石刻的名字，第一次广泛出现在公众视野。也是从这时起，“大足石刻”这一名称，因考察团的使用而正式确立，并一直沿用至今。
考察结束后，学者们纷纷撰文，高度评价大足石刻的价值。他们提出，大足石刻可与云冈、龙门鼎足而三，其意义堪比发现敦煌。这一论断，在当时振聋发聩，如今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他们不仅考证历史、研究艺术，更心系保护，提议成立专门的保存机构，为后世的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那些摄影、摩绘、拓片，成为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为后人研究大足石刻，留下了最真实的依据。
从1940年营造学社的悄然探访，到1945年考察团的郑重发掘，两段往事，串联起大足石刻从沉寂到扬名的历程。此后，大足石刻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守护、研究、宣传、利用，一步步走向新生。1961年，大足石刻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北山、宝顶山的崖壁之下，看着那些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栩栩如生的造像，看着那些线条流畅、气韵生动的雕刻，依旧会被深深震撼。我们惊叹于古人的智慧与匠心，也不该忘记，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有一群文人学者，不顾路途艰险，不顾时局动荡，用脚步丈量石崖，用笔墨记录历史，用坚守守护文明。
是他们，让沉默的石崖开口说话；是他们，让深山的瑰宝走出尘埃；是他们，以学术为灯，照亮了大足石刻的前世今生。那些刻在石头上的信仰与艺术，那些写在史料里的执着与坚守，跨越时光，依旧温暖而有力。
石崖不语，岁月有声。大足石刻的美，是艺术之美，是信仰之美，更是文明传承之美。而那些为它奔走、为它记录、为它正名的人们，也如同石崖上的刻痕，深深镌刻在历史的长卷之中，与石刻同在，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