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A9：人物
“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2025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时，殷殷叮嘱，音犹在耳。
仅隔一年时间，千里之外的大足石刻，一条消息在文物保护界激起不小的波澜：大足石刻圆觉洞修复方案将于2026年6月报送国家文物局，等待审批。
这意味着，这座深藏于宝顶山大佛湾内、被誉为“宋代雕塑艺术巅峰”的八百岁洞窟，终于迎来了系统性“手术”。
消息传开，有人振奋，有人期待。但在人群中，即将退休的文物修复师彭柳升，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
“万一赶不上呢？”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
从业三十年，彭柳升捧到过无数奖杯：“中国好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重庆市最美退役军人”“重庆好人”……然而，这些对他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唯独宝顶山上的圆觉洞，这座他用了二十年时间、一刀一刀复刻进骨头里的洞窟，彭柳升还欠它一次正式的“出诊”。
他想在退休前，亲手为洞窟内那些风化开裂的石刻像“治病”，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实实在在的句号。
不是荣誉，不是奖杯，就是圆觉洞。
为了这一天，彭柳升已经准备了三十年。
石刻前“呆住了”的年轻人
时间倒回1990年。
16岁的湖南长沙县农村少年彭柳升，远赴四川大足县（现重庆大足区）参军。一天，他踏进宝顶山，与大足石刻不期而遇。
“我站在那里，整个人都呆住了。”多年后，彭柳升回忆起那一幕，依然会停下手中的刻刀，眼神变得悠远，“那些线条、轮廓，美得让人说不出话，就像有一种力量，把你定在那里。”
彼时的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什么是“石窟艺术的最高峰”。他只是感到一种原始的、巨大的美的冲击。此后，每逢休息日，他都要走上几公里山路，去看那些石头。
幸运的是，在一次军地文化交流活动中，他的一幅画作《猛虎下山》引起了时任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相颖的注意。这位将毕生精力献给大足石刻的老人，看出了这个年轻人眼里的光。
“郭馆长收我当了徒弟，教我工笔画，给我讲石刻故事。”彭柳升回忆道，眼神里满是感激，“可以说，是他老人家把我领进了这扇门。”
脱下军装，穿上保安服
1994年，彭柳升面临退伍。
是回湖南老家，还是只身一人留在大足？家人、亲戚轮番劝说。但这个执拗的“长沙满哥”，已经作好了决定。
他找到郭相颖，说出了自己心底的念头——想留在大足，想靠近石刻。
郭相颖看着眼前这个满眼热忱的年轻人，给他指了一条最现实的路：“小彭，景区正在招保安，你去试试吧。”
于是，脱下绿色军装的第二天，彭柳升换上了一身深蓝色的保安制服。他成了大足石刻的“门卫”，或者说，“守护者”。
报到第一天，室友问他：“你一个大小伙子，来守石头，不觉得憋屈？”彭柳升没回答，只是笑了笑。
每天，他都比规定时间早半小时到岗。别人站岗是盯着游客，他站岗，眼睛却总是不自觉地“粘”在那些造像的脸上。他常常趁游客稀少时，站在一尊造像前，一看就是半天——看微笑的弧度，看衣纹的走势，仿佛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刻进脑子里。
“我不懂什么历史价值、文化传承，就是觉得太美了，想拉近和它的距离。”彭柳升挠挠头，笑了，手上全是洗不掉的石粉和抚不平的老茧。
从“看到”到“懂得”
日子一天天过去。
彭柳升发现，石头不是永恒的。
千年的风雨，让大足石刻进入了高速风化期。今天掉一小块，明天裂一道缝，肉眼难以察觉的变化，一年年累积起来，让人心疼。
他开始害怕。“谁会愿意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这样消失呢？”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
他想要学技术，想保护它们。可现实冰冷得像冬天的石头：一个高中文凭都没有的保安，既无专业背景，也无“敲门砖”。“我就是一个保安，哪个敢让我去修石刻？”
没有路，就自己凿。
晚上，室友们打牌、聊天，他一个人窝在宿舍里，打开台灯，啃书本：中国美术史、雕塑理论、地质学、文物保护……看不懂的字，查字典；不懂的术语，第二天追着博物馆的专家问。
最疯狂的是，他开始“偷师”学艺——学石雕。没有石头，就去后山的废石料堆里捡别人不要的红砂岩；没有刻刀，买最便宜的；没有老师，就把那些造像当“标准答案”。“只要刻出来的和崖壁上有一点不一样，哪怕一条衣纹的走向不对，都必须砸掉重来。”他给自己定下死规矩。
房间里堆满了废品。手上的伤口，新伤叠旧伤，指甲缝里永远嵌着石粉。有时候刻得太投入，脖子僵硬得转不动，腰也直不起来，但他从不在意。
彭柳升就是这样，认准一件事，一直做一直努力，坚持了十几年。
从保安到“文物医生”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不仅准备好了、而且已经苦练了多年的人。
2008年，大足石刻千手观音抢救性保护工程启动。这是全国石质文物保护的“一号工程”，需要既熟悉大足石刻、又精通石雕技术的专业人员。当修复工作进行到石质修复阶段时，彭柳升凭借一手精湛的石雕技艺被单位推荐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培训。
三个多月魔鬼训练，他顺利通过考核。当那张调令拿到手里时，这个面对任何困难都没红过眼的湖南汉子，眼眶湿润了。
“脱下保安服，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我的手都在抖。十几年了，我总算能亲手帮它们‘治病’了。”彭柳升说。
在修复现场，他负责最难的“补形”工作。彭柳升和同事们就近寻找与文物相同的砂岩，磨成石粉，调和成砂浆，一点点为残指“补肉”。对于一些断掉的大手，他甚至发挥石雕特长，亲手雕琢出新手再安装上去——“结果浑然一体，天衣无缝。”
狭窄、局促的空间里，他和组员们常常一蹲就是几小时。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蚊虫叮咬更是家常便饭。这一干就是好几年，直到2015年工程圆满收官。因对文物修复有着重大贡献，彭柳升及其所在团队荣获第十批重庆市“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新重庆贡献奖特别奖”。
而他的“出诊”足迹，远不止于此。重庆潼南大佛寺、合川钓鱼城、丰都鬼城、涪陵水下博物馆，甚至四川安岳的卧佛寺、圆觉洞……都留下过这位“文物医生”的身影。
二十年，给文物一个“小号”生命
这些年，彭柳升始终有一个观点：保护文物有两条路，一是用高超的修复技术对抗时光，减缓衰老；二是复刻——给文物另一条“小号”生命。
“经历时光侵蚀，文物终究会消逝。再说，文物修复要申报、要等待，可是时间不等文物啊。”彭柳升把目光投向了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的圆觉洞。
八百年前，匠人在坚硬的岩壁上一锤一凿，开凿出这座深12米、宽9米、高6米的洞窟。洞内，三身佛端坐正壁，十二圆觉菩萨分列两侧，花冠镂空、璎珞粒粒可数、袈裟如水，堪称宋代雕刻技艺的极致。但这座八百岁的艺术瑰宝正面临风化、渗水、顶板失稳等病害。
“圆觉洞里，从造像的开脸分寸、衣纹走势，到深浅浮雕、镂空雕刻，技法多样复杂。我要想真正读懂它、摸透它，就得亲手刻一遍。”彭柳升说。
于是，一场长达二十年的“修行”开始了。
他把每一天劈成两半：一半给工作，一半给石头。下班后钻进那间堆满石头和工具的“工作室”，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很多个深夜，昏暗的灯光下，一个满身石粉的“雪人”弓着背，一凿一凿地敲着，粉尘在灯光里飞舞，刻刀与石头碰撞出“咔咔”的声响。每一尊都是等比例缩小，每一尊都倾注了全部心血。
有人惊叹他完成了“壮举”。他却认真地摇着头，摩挲着自己复刻的石刻造像，眼神里满是敬畏。“我最多就是对着古人的标准答案在抄作业。刻坏了，大不了换一块石头重来。古人那是在整座山崖上刻洞，一凿下去没对，全功尽弃。那才是真正的‘不可逆’，我不敢比。”
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都活起来。彭柳升用二十年复刻圆觉洞，以另一种方式让石刻“活”了下去。他常说，文物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民族的根与魂。
如今，彭柳升快退休了。
当圆觉洞即将启动修复的消息传来，彭柳生激动不已。
“修复圆觉洞，我等了二十年。”他说这话时，眼睛里有一种孩子般的期待。
“我太熟悉它了，每一道衣纹、每一处风化，我都刻过无数遍。如果能在退休前亲手为它‘治病’，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搓着那双布满老茧、如同树皮般粗糙的手，彭柳升动作里有期待，也有不易察觉的颤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彭柳升，这位昔日的保安、今天的文物修复师，正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
有人感叹，彭柳升这一路走来，运气实在太好了。但请看看他复刻的那一排排石刻造像，看看他布满伤疤和老茧的双手，就会明白：人生最大的运气，不是选对了路，而是选对了那条路，然后一直走到底。
大足融媒全媒体记者陈龙/文陈柯男梁礼杰张力/图